期刊精粹 | 整体主义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评《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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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扬，南京大学教授
1 一次很有意义而勇敢的学术批评实验
1.1 学术批评的必要性
约四五年前，《国际城市规划》编委会年会讨论杂志选题时，我提出国内城市规划学界缺乏高质量的学术批评，这应该是一个重要方向。没有高质量的学术批评，学术进步的脚步一定是缓慢的：高水平学术不能进一步提升，低水平学术不断自我复制，现实中的问题则在似是而非的药方下安然不动。更大的危机在于，真正危险的谬误，往往不是仍被质疑的思想，而是某些看似无误被确信无疑的思想（包括常识）。因此，真正危险的谬误，恰恰来自于高水平学术，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这个比例可以逻辑地给出：真正的“科学”意味着穷尽严密，这显然属于极小概率），无论从表象还是内在都已具备了科学的几乎一切特征，却仍然还存在谬误，但人们却已经下意识地给予了信任。这也意味着，高水平学术中的谬误更加隐蔽、深刻并伴随着精巧的正面性特征。今天，连形式、符号意义上的“科学”都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现代宗教——无需深究实质，只要亮出“科学”标签，很多人已经跪下了，对更复杂的真实学术、理论的盲从自然更加无处不在。一些人们深信不疑的思想的谬误，往往才是社会发展难以突破的真正障碍。同时，人类和人类社会，包括制度、领导人，归根结底都是被思想塑造的；所以任何社会，归根结底都是由其中的高水平思想决定的，连低水平学术又何尝不是首先源于“高水平学术”的示范与教化？当思想者意识到了真正的真理的极小概率性，意识到了即便穷尽努力，仍然可能有疏漏甚至有深刻的谬误时，承担好自己责任的基本操守，就是始终保持对自己思想的审慎和对真诚（哪怕尖锐）的学术批评的开放。批评的这种必要性，当然同样适用于“批评”自身——批评者同样需要时刻保持审慎与自省，批评是对包括争辩双方、所有人都平等的识别谬误的必要手段（同时，无论批评还是赞扬，都免不了对比。因此，批评的直接由头可能是某一个对象，但免不了一定的开放性）。这不是简单地要将高水平学术拉下“神坛”，或者鼓吹科学相对论或虚无论，因为，对高水平学术的有效、有力、有建设性的批评本身，就是高水平学术。
因此，当吴缚龙教授对我说，希望将他的新作《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以下简称《为增长而规划》）作为一块实验的靶子，一块对国际上的中国城市研究提出批评的靶子，来接受真正的学术批评时，我想到了这三个词：责任、勇气和理想。身为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建筑与规划学院巴特雷特教授（即原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 的教授席位）的吴老师，是中国城市规划在国际学术界的第一人，但他不安于躲进象牙塔，而希望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界承担一点责任，他希望帮助打破现今坦率说仍然总体低水平、多跟风、既缺乏深度学术批评也少有深度理论建构的研究状况。同时，中国人习惯的是大面上你好我好的中国式和谐，不同于今天的西方学术界，自由坦率的学术批评早已是学者间的自然交往方式；所以，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吴教授的这一尝试是非常有勇气的。最后，我看到的是，即便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学术地位，仍然在内心不甘于自己、不甘于中国人的学术不能攀登到最高峰的一种精神——真正的学者，如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首先面临的是对自己的自省与不满足，这种精神使得吴老师希望获得更加坦率深刻的批评，这是学术向更高理想攀登必不可少的磨砺。想清楚了这三点，我也就放下了包袱——只留下自由的对真理的辨析。否则，吴老师是我极为尊重的学长，虽然私下从无保留，但怎么能公开批评呢？况且这是一本立意成为彼得·霍尔爵士著名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中国版的重要著作。
1.2 在世界规划版图上定位中国规划：中国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
在中国和世界城乡规划领域，英国规划理论和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力，一般被认为奠定了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基础。这种影响力的形成，首先当然是由于英国本身堪称现代文明发展中的“旗手”，很多原创思想、技术和实践成为全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原型，英语最终也成了全球“普通话”；进而，在城乡规划领域，英国也有着包括霍华德、格迪斯、阿伯克隆比及他们的田园城市、城市进化、伦敦和大伦敦规划直到现在的空间规划等一大批杰出的原创思想和实践。但同时，也应当意识到，以彼得·霍尔为最杰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他们以历史性的、经验性的总体考察为基础的诸多创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可读性，但原创性、科学突破性或许并不特别高，这些作品对于很多概念、观点的“定义”、传播与范式化起到了巨大作用。毕竟，原创、突破不是经常能有，甚至在规划这样一个通常被认为有点“软”的学科中，究竟能有多少原创，很多人还抱怀疑态度。同时，由于人类是一种被思想引导的动物，因此话语，特别是具备了明星效应的、概略简洁又有说服力的话语，就是天然的“影响力”。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无疑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本仅200页出头，以英国现代规划史为主轴，但又巧妙涵盖了更广泛的西方规划经验，带有典型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风格，内在整体逻辑并不特别严密的规划著作，因其历史叙事框架完整、内容简练，富有大量精彩的观点和逻辑，易读而有启发性，出版后几乎很快就成了关于现代城市规划的标准入门参考书（本书初版于1975年，邹德慈、金经元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即基于此版。1985、1992、2002年三次改版，2010年在马克·图德-琼斯 [Mark Tewdwr-Jones] 帮助下又改出了第五版）。
吴教授在前言中介绍了《城市与区域规划》对自己写作《为增长而规划》的影响，后者在选题、立意、方法论和结构上都借鉴了他的故去的同事对《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处理，书的标题也有明显耦合。我所看到的本书的意义，当然不只是吴教授在前言中审慎的解释，而是中国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对于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在全球规划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和影响力所发挥的作用。当然，还有一般概念上的意义，印象中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全貌的英文专著，《为增长而规划》应该是第一本（由中译版可知，华揽洪在法国出版过关于1949—1979年中国城市规划的专著《重建中国》[Reconstruire La Chine]）。
一旦意识到这一高度，本书面临的挑战也就随之彰显。
（1）并不是要为争位置而争位置，而应是争取恰当的位置——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总体特征和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评价才恰当？
（2）对规划专业、学科的贡献是什么？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相对写意的历史叙事和议论其实松散地瞄着规划最基本的专业问题（虽然或许是归纳性回答，但丝毫不意味着容易，因为知识无法简单“通约”，好的总结、归纳的实质往往是作者自己的彻底理解、认同并吸收重构成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究竟什么是城市与区域规划，规划的任务、方法是什么？比如霍尔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规划已经从“蓝图规划”转型为“过程规划”，并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具体方法。一本书当然可以有其他贡献，但对规划专业性的贡献，无疑决定着它在学科中的位置。
（3）历史的意义从来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价值——对于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人们有理由期待：对当前和今后理论与实践的建设性启示是什么？“建设性”，意味着不是单纯批评，但真正的“立”要远比“破”更为艰难。
（4）在写作方法上，如何才能有效回应上述挑战而又举重若轻地驾驭这样一个宏大而有趣的写作立意？比如，基调是经验的、简明的，怎样通过篇幅有限的经验表达宏大的主题、保证观点的真理性？怎样实现从局部到整体始终逻辑严密、前后一贯而不是逻辑松散？这方面，《为增长而规划》首先试图限定本书的有效性边界——“以中国立场写给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规划人，然后着重强调了两方面：一是“比较的姿态”（a comparative gesture）——通过选择一个与国外规划可比较的线索（而不是真的“比较研究”），使本书也可以让国外读者有感觉，这个线索就是“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二是在全貌下选择使用熟悉的“示例性”（indicative）案例、“定性”、“非正规访谈”的经验方法，一定程度上与《城市与区域规划》一致。放在今天我们的科研体系中，这两方面或许都算不上正规的研究方法、都要被反复拷问乃至被否定，大数据量、定量、规范化等才是很多人眼中的“科学”。然而，观点更重要，还是检验更重要？观点来自哪里？为什么忽视归纳的先天不严密性？不严密的归纳是否是我们仅有的最接近严密的逻辑？意识到这些问题，一定会对吴教授这一段方法论解释颇为感慨。
《为增长而规划》是否很好地回应了上述挑战？
2 一切为了增长的规划？《为增长而规划》的核心立论与逻辑
2.1 全书概览
不像《城市与区域规划》那样有一个引论性的第一章，《为增长而规划》开篇即快捷地进入了对中国规划的历史叙事和议论。在极简略介绍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后，第一章的重点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真正起点：以租界、半殖民地城市的规划和民国时期上海规划、南京规划（《首都计划》）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第二章是对1949—1984年间规划情况的描述和讨论，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以“中国规划体系”、“城市企业主义下的规划”、“全国与区域规划”、“新实践：新城与生态城规划”四个主题为标题，没有刻意寻求编年性地对1984年以后的中国规划进行了不同侧面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最后一章是全书的理论总结。同样仅仅200页出头，给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30余年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全貌，也给出了之前30余年的全貌，且都有很多细节和深度，以及虽用了“长焦”，仍不会细节地勾勒出了近现代规划的全貌和数千年文明中的规划印痕。即便不论本书作为第一本英文中国规划专著的开创性，仅是这样简明的全貌框架+细节的结构和夹叙夹议的方式，也必将使本书成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规划的必备参考文献。但无论对于国外或中国读者，更有意义的可能是以下两点。
一是在很短的篇幅里，包含了相当多样而又框架完整、细节生动深刻的第一手案例或事实。比如对民国时期上海法租界规划、大上海规划、上海都市规划较完整的描述和分析，解释了规划早期从市政工程性规划、建筑调控性规划到土地利用规划的内涵拓展；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定与技术地位、工作程序的描述和分析，试图厘清其如何最终不再是“控制”而是“为”增长；对“规划与设计竞赛”这样一种对于解释规划如何转变为“一切为了增长”很有说服力的现象和机制的分析；对规划的商业化（commodification of planning）的描述与分析，甚至包括上海同济的“规划一条街”等有趣细节；还有对天津中新生态新城这个既是所谓新城又是所谓生态城的规划和建设情况的详细分析，以及很多其他案例的既完整又有生动细节的描述分析。其中示意的图纸和照片同样很能说明问题。相比较而言，国内有些类似宏大主题的规划著述或史书，往往案例数量很大，但都是蜻蜓点水，且类型上似乎很专业，却也因为雷同而不能让人产生逐一阅读的兴趣，也不太能充分说明问题，而且常有二手内容。这显然与本书所采取的全貌下选熟悉的示例性案例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直接服务于写作意图，对案例的熟悉决定了案例的多样性和完整、生动、深刻。
二是全书非常一贯、清晰地围绕着表达和检验一个实质性理论观点：中国的规划如何成了“增长机器”的关键部分而且长期如此。本书的这种严密性、一贯性应该说优于《城市与区域规划》。对于作者而言，“为了增长的规划”是随着时间的演变逐步形成、发展的，因此全书的每一章都在承担着这个进化中的主题的一部分角色，这为阅读带来了一种逻辑上的期待。但这是一个具体的艰巨挑战：试图用一个实质性的顶层论点，统筹中国规划的复杂庞大范畴。类似著述常出现两种状态：一种是为写史而写史，把完成时间和事件之“集”（collection）作为主要目标，完全没有顶层论点，甚至在局部观点上，不仅“集”了很多二手数据，也“集”了很多二手观点；或者拿出了顶层论点，但本质上是一些“精巧”的非实质性的论点——乍一看很对，仔细想想没有多少实质内涵，就像某些政治语言。但无论如何，庞大的范畴、可能无穷的局部论点，都决定了要想找到真理性的总体观点非常困难。可这正是科学对人的最大魅惑——看似复杂无序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极其简洁美妙的规律性，在理解和干预两方面都给人以驾驭复杂事物的钥匙。那么，在这个全书的最关键方面，吴教授找到了那把简洁美妙的解锁中国规划乃至城市发展奥秘的钥匙了吗——以“增长机器”作为覆盖当代中 47 33403 47 15791 0 0 3754 0 0:00:08 0:00:04 0:00:04 3757国规划的总论点和本质逻辑能否成立？
2.2 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精确内涵与逻辑
要清晰检查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精确梳理《为增长而规划》的增长主义规划论，否则整个理论将处于逻辑的模糊中，从而对检查带来干扰（后面我们将会意识到，人们对这个理论的接受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逻辑的模糊）。
（1）中国的规划是为增长的。这是中国规划与西方规划的一大关键区别。西方（比如英国）的规划反增长，所以新自由主义反规划。
（2）但中国的为增长不等于为市场。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增长机器的新模式。西方规划之所以反增长，实质是西方规划反市场，新自由主义试图削弱规划、保增长也就是在维护市场。
（3）中国的增长或增长机器（请注意，这是两个名词，但在书中基本视为同一）是中国治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增长机器既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结果——由于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分税制），政府或地方政府是企业家化的，也是长期现代化诉求的一部分——增长被认为是通往一个现代化的更强大国家的关键路径。因为中国的增长和增长机器是政治经济的内在需要，市场只是被政治经济用来服务增长，所以中国的为增长不等于为市场；但因为市场本身站在增长一边，所以中国的增长机器包含着市场，但还包含着比市场更强大的力量——中国的增长机器是政治经济主导的政治经济与市场的合谋。
（4）政府和资本通过增长或增长机器获利，另一部分群体和公共利益则通过增长或增长机器被剥削。
上述四点包括了《为增长而规划》的核心论点，以及作者所认为这些论点的理论创新或理论贡献，并且所有观点似乎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在书中，这些论点实际上得到了新中国之后（即第二章之后）几乎所有经验的证明。第二章的1949—1984年时期的标题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规划”，这一称谓既是为了在西方语境下可理解，但显然也是作者观点的重要体现，因为从1984年之后就是“市场转型期的规划”，市场力量与中国体制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增长机器、企业家城市。但作者笔下1949—1984年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在本质逻辑上基本还是“为了增长的规划”：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辅助，同样要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不同于西方的反增长；但是增长机器机制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与后面增长机器的原因异曲同工：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使市政府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因为不会获利；但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规划处在“政治家的压力下”。第三、四、五、六章，则是完全围绕着中国式增长机器的故事，作者认为，从市场化改革的开始，到土地市场化（书中对土地市场化、土地管理法的时间方面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即颁布，1988年第一次修订，开始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8年是第二次修订）、住房商品化，增长机器、城市企业家化逐步完全成型，原有规划体系不能适应市场化需求，各种非法定规划，包括战略规划、新农村建设或城乡统筹规划、（非法定的）区域规划，以及新型规划形式、空间概念，如规划与设计竞赛、新城、生态城等，在书中均被解释为服务于增长机器，为企业家城市获取利润，而国家制定土地管理法，提出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则都是为了对抗地方的增长欲望。
不过这些细节暂时不重要，人们首先感兴趣的一定是增长主义规划论所隐含的价值含义——它是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总体模式的概括和批评，并最终指向城市规划和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增长主义规划论认为它们的本质逻辑都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为资本积累服务。严谨的学术不可能回避直白，获得真理的基本前提之一一定是真诚。但直白地说出来的这个价值结论显然不仅有点敏感而且令人伤怀，阅读全书，可以发现吴教授对接受这个结论实际上非常谨慎乃至纠结。他显然避免直接以结论的形式陈述价值判断，在前言和结论两次委婉地这样说（略有差异地）：“⋯⋯对于中国规划的未来，源自‘为了增长的规划’的合法性将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规划不一定是‘增长的敌人’这个中国例外并不足以自证正当性”。而且，他似乎努力在为这个结论寻求正当性辩护——提出“规划是增长机器的关键玩家的当前角色，与它的长期特征相关；增长被认为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路径”，在我看来是他努力寻找这种辩护的结果之一。但他无法否定他的经验和逻辑呈现给他的“真相”，所以他一方面尽力贯彻西方学术的一个基本原则——只呈现客观，不作价值判断（这在远远更为成熟、更高水平的西方学术中已经成为一个好的传统，当然在另一方面，这也常常成为一个巧妙的伪装——貌似客观、不作评价，实际上已经在“客观叙事”中把价值观的私货给出去了。实际上，任何客观都是主观介入、选择的结果，都一定包含着价值指向。所以，让客观归客观、价值归价值的本质，要么是思想上已经接受了被叙述的客观的价值中性属性，要么是明确说明客观的价值含义但是提醒指出，即并不是用回避价值判断来故作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全书的很多细节还是有意无意更直白地表达出了价值判断，比如在说到因为增长导向+分税制导致企业家化的城市想方设法利用规划获取土地的交换价值时，书中写道“城乡统筹规划由地方政府在‘企业家城市’的驱动下编制，但以‘科学发展观’的名义伪装与合法化”；在分析战略规划的出现、规划的市场化等问题时，书中分析了规划如何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和配合地方政府的“隐蔽”目的——增长机器的目的；在接近结论性的一段分析中，提出中国基于剥夺农民土地、垄断土地发展以最大化交换价值的“‘城市’积累模型”，加剧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趋势，等等。所以，批评性是清楚的。这类观点，有时在中国的学术圈里，还会多少有点“为政治讳”的心态，即因为触到了政治敏感性而不再深究。然而，“为政治讳”不能解决问题，真理才是学术的灵魂，如果真相就是这样，自然回避不了，而必须面对它然后解决问题。但问题在于：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无关话题的政治敏感性——真相不受政治绑架，当然也不受道德、情绪等任何其他因素的绑架。
3 增长主义规划论的“逻辑紧张”
需要进一步检验增长主义规划论吗？《为增长而规划》似乎给出了难以辩驳的理由，更难证伪的是，如果将其视为对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一部分现象的归纳。况且，增长机器理论并不是吴教授的发明，而是莫洛奇（Harvey Molotch）1976年初创，后经他和另一位著名城市研究学者洛根（John Logan）共同完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理论。但如果没有问题，本文开篇对学术批评的必要性的分析也就没有必要了。请允许笔者再重复一遍：高水平学术的绝大部分仍然还存在谬误。至于经验检验，如果我们意识到以这么大的总量，或许无论什么解释都能找到足够多的样本，这更应让我们警惕经验方法可能存在的陷阱。实际上，所有的经验，最终都仍然是服务于逻辑（包括经验检验本质是归纳逻辑），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逻辑。所以真正的挑战，是找到有效的检验逻辑（如果希望找到正确的答案，则还有另一个挑战：有效的对答案的猜想）。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逻辑的冲突或“紧张”（tension，借用库恩的说法，因为更具有普遍的准确性）揭示，答案归根到底是通过了彻底的逻辑检验的猜想。
3.1 已不再新鲜的理论的一般性疑问
增长主义规划论以及增长主义对中国已经不是新鲜概念，理论界已经开始讨论“增长主义的终结”（例如张京祥和罗震东的《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国家更明确地提出要保增长，城市也还在强调保增长，甚至这其实是今天包括发展中的亚洲、发达的欧洲等在内的全球性优先议题。这是不是——
（1）恰好证明了理论？证明了全球都已经增长机器化？就像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似乎站在新自由主义一边，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站在市场一边？
（2）或者增长主义只是一个客观事实，在价值上是中性的？这显然并不是增长机器理论的真实状态。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人们又何必如此关心这个事实的意义？
（3）或者根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增长，而是过于追求增长？即，增长不是问题，但是过于追求增长是问题，由于追求增长损害其他利益是问题。这也不是理论的事实，理论没有这样委婉或模糊；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基于这一立场接受这个理论。然而如果是这样，接下来的重要问题是：怎样的增长才是恰当的，即怎样的剥削是恰当的甚至正当的、“有功”的？（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刘少奇有过“剥削有功”的说法）这不仅对前文解读的增长主义规划论的价值立场具有了某种颠覆性，还意味着一个技术难题，比如，怎样的增长率是正当的，7%还是6%？不同的地方，由于情况千差万别，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共同标准。也就是，即使理论上退后一步——认同增长还是可以有的，只是不能过度——之后也不可能有更清晰的答案。
3.2 实践者的困惑
另一方面，就像《为增长而规划》一书所描述的，现实中我们很多规划师、学者、政府官员都同意中国是一种增长主义规划，并且义正词严发出批评的声音。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仍然基本是同一批人做的，这真的意味着中国的规划精英们在面对实际利益时的两面性，或者他们不自觉地但实际上站在了增长受益者的立场上？多么可怕的隐蔽秩序啊！
但在另外的场合——或者是他们自己面对这样的批评，或者是他们意识到对中国规划、发展的普遍性批评时，他们以及更多的中国规划人也会本能地发出辩护的声音：中国的规划、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只考虑开发商利益，我们认真考虑了公共利益；虽然的确存在很多不公平现象，但不应以偏概全。
这就显现出一个有趣现象：为什么同一批人，在面对增长机器理论时，觉得理论好像是对的，但在另一个场合又怀疑呢？
3.3 经验的困惑：以偏概全？
一方面，中国的城市、乡村的确有很多对自身处境的抱怨，但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增长机器理论，无疑社会的大多数都有愤怒的理由，但中国社会的不满意程度显然没有那么高，难道只是洗脑的结果？中国的发展显然还不理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且有数据和研究还在显示问题的加剧，但是发展的总体获益面、公共利益性无论与中国自身纵向比较还是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似乎不是那么差。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思考中国基尼系数拉大的原因究竟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对低收入人群的剥削，还是整体都在提高的情况下，机会不均、发展红利的扩散不够快加上个体、家庭差异及其累积而导致的部分群体的上升速度跟不上其他群体？这个问题涉及更深刻的理论问题：包括剥削在内的财富转移可以带来财富，但是没有财富转移，是否就不会产生财富？财富的根本来源究竟是什么？
无论如何，中国发展的普遍情况，似乎对增长主义规划论的价值判断（增长是一种剥削机制）提出了挑战（当然，即便以偏概全地指出了一些问题仍然是重要的），但对追求增长没有异议。也就是，逻辑的紧张，主要出现在了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第（4）点（见本文2.2节）。
3.4 规划的专业技术性与独立价值的丢失？
阅读《为增长而规划》的整个过程，开始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会或多或少感受到规划的专业技术性——关于中国规划的工程设施性、空间布局性，关于规划的体系和程序，关于区域规划的内容与方法，等等，但越到后面及至读完了全书，规划专业读者可能会失望地发现：规划的专业技术性丢失了，阅读过程中似乎读到过的专业技术性也消失了——规划师很难想起对于自己做好规划这件事新学到了什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全书似乎更像是哈维《新自由主义》一类的书，这是本书与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一个很大区别——当然，不排除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在专业技术方面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本领域的，且提出中国的规划本质是增长机器的关键零件，而西方规划是反增长机器的（至少本来是），也是一种“规划的理论”（theory of planning）。最后，该书总结的规划的性质，基本是依附性的——规划依附于政治经济，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直白地把这个结论说出来，恐怕还是会让很多规划师感到沮丧。然而，社会经济领域，有什么东西不依附于政治经济呢？但果真如此、果真一切都是政治经济的附庸，那如何才能改变政治经济、政治经济如何可能进步？
3.5 万能的解释力（heuristicpower)？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理论起点：增长机器理论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最后，让我们回到《为增长而规划》的理论起点：增长机器理论和自认源起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增长机器理论包含着空间、空间分层、空间的使用价值、空间的交换价值、不同的玩家，辅以手段、营销、成本等等概念组成，但整个理论大体可以简化为五个关键词：开发、空间发展（增长）、空间交换、一部分人获益、一部分人受损。
即，政府和市场通过投入各种谋划、诱导及其他开发行动，使空间得到发展，从而产生更高交换价值，政府、开发商通过交换价值获益，而原有居民则被剥削了。现在，只看这五个关键词，我们大概已经发现：增长机器不就是城市开发吗？恭喜你——你已经发现了增长机器理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原因之一。强大的解释力可以意味着理论的普适性，但也可能意味着理论只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简单事物。现在，我们把上面五个关键词做一下变形，进一步简化为两个关键词：空间变得更好、居民迁移。
我们发现了什么？稳定不变当然也可以是一种美好，但空间变得更好、居民迁移，似乎也的确是伴随文明进步（让我们换一个词，不再用“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至少并不一定是邪恶的。疑问就来了：很普通的城市发展何以就成了增长机器了呢？
是角色的加入，以及更特定的，受损角色的加入。城市增长机器的本意似应特指那些使一部分原住民利益受损的城市开发项目和行为。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现在的增长机器理论是一个被泛义化了从而以偏概全的理论。
那么增长机器概念何以被泛义化？首先，不泛义化，增长机器理论的解释力就没有现在这么大。但笔者不认为理论被泛化是这样一个动机的刻意结果。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当把角色加入了空间过程时，也就是上面的五个关键词中，本来出问题的是第五个关键词“一部分人受损”，其他的四个关键词在基本含义上应是中性的，或者说整个事件的本质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受损似乎源于获益人以及整个过程，从而使前面四个关键词都变得负面化了。价值/道德色彩一旦引入，很快就会赢得一些特定道德立场者的欢迎，在这部分人的思维中，利润、市场、开发、资本等永远都是贬义的。况且如何确切度量获益和受损本身又很难，于是，增长机器理论的泛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占领道德高地”现象对增长机器理论失去应有的客观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什么社会普遍存在“占领道德高地”现象？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理论被扭曲现象就会一再出现。
无论如何，这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具有几乎万能的解释力的概念，它们似乎处处适用，似乎解释出了世界的决定性规律。增长机器理论的背后，是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这同样是一个似乎可以解释一切、决定一切的分析框架。笔者发现，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是吴缚龙教授分析城市问题、规划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范式——增长机器或中国规划的一切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决定的，“没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规划系统的转型如何可能发生？”，规划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专业独立性。范式并不一定就错了，但正因为范式如此基本，人们需要格外谨慎。
这条线索上更早的万能的解释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实际上洛根和莫洛奇正是从对这种万能的解释力的批评开始了他们对增长机器理论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看起来有些‘脆弱’：太多东西能通过资本积累的展开而得到解释。”洛根和莫洛奇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脆弱”的一个突破，只是我们刚刚似乎发现，增长机器也拥有同样的神奇。当然，马克思主义中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概念，比如异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深入分析这类概念的实质，还是很容易看出，相比于我们刚才解构的增长机器，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不少概念，对当时以及今天的发展，具备远远更为强大的不可替代的有效的解释力。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这些概念，真的解释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吗？为什么资本、市场，似乎干脆被确定性地贬义化了，但反过来，几乎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生产力、经济基础，为什么又长期直接是褒义化的（尤其在中国）？
作者：王红扬，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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